在创新中寻求突破
数学家说，创新是“0+1”，是零的突破；哲学家说，创新是从无到有，是前无古人，是标新立异；物理学家说，创新是支点，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化学家说，创新是最好的“催化剂”，让一切化学反应加速发生。 改革开放以来处在发展前沿阵地的城市说，创新是一双巨大而有力的翅膀，带领我们飞向一片新颖又广阔的天地。黄冈城市建设发展日新月异，具有现代化都市气息的景点随处可见。
夜幕下的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b] 抱团发展实现共赢[/b]
[b] 【典型代表：武汉城市圈、珠三角城市群】[/b]
记者项菲菲实习生段嘉琦
用“诸侯割据”来形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武汉和周边8个城市的关系是再恰当不过了。由于大城市不“强”，小城市不“特”，资源分配“撒胡椒面”，这些城市之间恶性竞争不断。
为改变这一局面，2003年，湖北省决策层大胆创新，提出了“让对手变伙伴，建立武汉城市圈！”的设想。
但设想要变成现实并不容易。由于陈旧的封闭心态作祟，反对之声四起。
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倡导下，一场以“五破五立”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在湖北省范围内展开，为城市圈建设扫清了阻碍。
随后，在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现成的文本依照的情况下，湖北大胆试验，率先突破，趟出了一条合纵连横、抱团发展的新路。
2007年12月14日，已经俨然一家人的武汉城市圈升级———国家批准其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截至目前，9个城市通过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生态环保五大方面的探索，已经构成了联动机制的雏形。
现在，这个“1+8”城市圈内不仅是湖北省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还囊括了湖北省33%的土地和51.6%的人口。去年，武汉城市圈实现GDP总量5557.24亿元，占全省总量的60.7%。
和武汉城市圈一样，过去，由于发展思路相似，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方面雷同和重复建设，珠三角城市群也曾经在恶性竞争中“伤痕累累”。
在“受伤”之后，广州开始痛定思痛：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对外竞争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区域、经济板块、城市群落之间的竞争。如何走出同质竞争怪圈，与其他城市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展？
广州毅然放弃轻工业，向汽车、石化等重工业进军。为与深圳错位发展，广州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主动避开电子信息业，选择了以生物产业、信息服务、数控装备制造业为重点。
去年5月，广州给自己重新定了位：建成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这时的广州，已经开始“跳出广州看广州”，以全球视野，关注广州城市发展与珠三角城市群发展。
在随后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中，广州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服务珠三角地区；同时，现代服务业也成为广州产业结构调整的最新动向，其目标是从产业竞争者转型为珠三角“服务引擎”。
记者点评
曾经是对手，现在是亲人。
这句话形象地概括出了武汉、广州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变迁。从变迁中，武汉城市圈和珠三角城市群尝到了甜头：过去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现在是有竞有合，合作共赢。
武汉城市圈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创新做法，对重庆有着重大而现实的借鉴意义。
回想过去，重庆和成都，虽为近邻，但“互挖墙脚”的恶性竞争事件也曾发生过，最终对双方都没有产生任何益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们更需要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打破画地为牢的行政体制障碍，拆除以邻为壑的思想篱笆，建立一种“竞合”关系，才能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分享不断做大的“蛋糕”。
[b] 会展经济助推发展[/b]
[b] 【典型代表：博鳌、广西】[/b]
1988年，“淘金者”蒋晓松来到海南———中国刚刚诞生的最大经济特区。他的目标是把博鳌建成国际一流的旅游度假区。
当时的博鳌，只有一条土路，没有任何独特的资源，和度假村类似的项目就有近20个。在房地产泡沫来袭的时候，蒋晓松陷入了困境。
这时，蒋晓松敏锐地发现，伴随着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升，亚洲国家急需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独立的非官方声音，需要一个合适的说话场合。于是，他借用自己丰厚的人脉资源，请来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和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等人，并通过他们到海南省、北京做工作，着手亚洲论坛的申办和创立。
这一设想得到了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高度重视。他在会见霍克等人时指出，中方将对设立亚洲论坛的设想予以认真研究和积极考虑，并尽力提供支持和合作。
2000年11月，博鳌水城，一座五星级酒店及会议配套设施拔地而起。
2001年2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在博鳌成立，成就了中国会展业的第一经典案例。
如今，昔日的小渔村已成为亚洲地区一流的国际会议和旅游度假中心，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国际风云人物的大型“派对”。有数据显示，自2001年到2007年，博鳌亚洲论坛共接待来自世界25个国家超过5000名的代表，其中各国政要和前政要达100多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已成为智慧碰撞的“全球思想盛宴”。
因中越主权和疆土纷争等历史遗留问题，广西的发展被延后了整整十年。
但广西人从未放弃对机遇的寻找和把握。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了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设想。
机会来了！广西决策层开始争取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承办权放到广西，想通过这一平台，超越长久以来阻碍其发展的群山、大海和国界。
这时，他们遇到了“劲敌”云南的挑战。与有着优良区位优势和丰富展会经验的云南相比，广西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从未有过世界一流展会经验，惟一的优势是西部地区惟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省市，与越南相连。
于是，打着“沿海”这张特色牌，广西一边积极与国家相关部委衔接，一边拿出1.4亿元，不仅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还在宾馆、服务人员的素质、外汇兑换点等细节上积极为博览会落户创造条件。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11月6日，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如期举行。 如今，成功承办了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广西，已经长袖善舞。在我国平均一天有100多个展会的情况下，他们通过不断的创新，让中国—东盟博览会保持了活力。
借此平台，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和“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区”建设风生水起。今年1月16日，已经初具雏形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被国家命名为“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记者点评
一个是“无中生有”，借论坛向全球各界巨头“借脑”；一个是抓住机遇，通过一个博览会的落户，实现了跨出国门、越过大海、走出群山的梦想。一个每年为期几天的小小展会平台，让博鳌和广西成功占领了市场制高点，城市面貌、经济建设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
当年的海南，像博鳌一样的半拉子工程不知有多少，建度假村、搞传统观光游的也很多，但只有博鳌建设者蒋晓松，突破潮流思维定式，把眼光从海南投向了亚洲、投向了世界，在更大的区域里寻找生存的空间。
当年的广西，不满足落后的现状，一门心思寻求突破。他们不仅敢想，还很会干，凭借此，他们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承办权收入囊中。
敢想出奇迹，会干出业绩。这是博鳌和广西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
产业带动经济腾飞
【典型代表：黄冈、横店】
湖北黄冈，在改革开放初期，远远落后于沿海甚至周边地区的发展。但在这个时候，黄冈的教育却独开奇葩———“高成才率”、“国际奥赛摘金夺银”、“黄冈教学资料”成为轰动全国的三大教育现象。
教育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特殊现象的出现，让黄冈的决策层认识到：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性投资，更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它甚至具有比其他产业更高效率的“生产性”特征。
1996年，黄冈市委、市政府确立了教育兴市、人才强市战略，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增加投入，转到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科学合理配置、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同时，开始在教育产业上投下重金。
有数据显示，每年黄冈市的市级财政50%、县级财政60%、甚至70%以上的收入都义无反顾地“砸”向教育，如此大比例的投入在湖北、乃至全国都属罕见。
大投入之后，高速发展的教育开始反哺社会。
黄冈教育品牌成为招商引资的闪亮名片。黄冈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优势吸引了伊利、汇源等前来考察的国内外知名客商，其中不少公司还把重头项目落户黄冈。同时，黄冈出去的优秀学子也回到家乡投资发展，还带来大批企业。
2007年，黄冈地区生产总值从1996年不足200亿元跃升至473.7亿元。去年及今年头两个月，黄冈多项经济指标增长幅度在湖北省领先。
在黄冈的东北方向，一个叫横店的不起眼小城，也用同样的思路，巧借文化产业使经济产生醒目的成就。 魏后凯：要探索一条内陆城市的开放型经济道路。这种开放不仅仅是吸引资金，更重要的是技术、市场、人才，并参与更大范围的产业分工。当一个地方吸引和利用的外来资金多了，就能和国内、国际的大市场有机结合。
前些日子，重庆政府高层两路人马南下北上走访，我认为这预示着重庆已经开始着手部署该地区的产业链条和资本布局，利于自身发展的区域化开放体系已经开始搭建。
杨开忠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及战略管理的教学与研究。
魏后凯
中国社科院西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产业集中与集群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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